【文学地理】之茅盾篇

  茅盾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的第一任主席、《文艺报》《人民文学》的第一任主编、中国文学最高奖之一“茅盾文学奖”的冠名者，在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当中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他是一位紧跟时代步伐，重视社会，对人民、对历史高度负责的作家和文学工作领导者。他的人生足迹，既是他战斗、工作的证明，也在他的小说、散文作品中留下深深的印迹和生动的记录。本期专刊，着眼于同茅盾生活、工作、写作相关的“文学地理”，进行学术的也是浅显的叙述和分析。感谢杨扬先生为本期专刊在组稿和策划方面所做的贡献。

  在茅盾载浮载沉的人生岁月中，北京是他居住时间最长之地。他在此度过了人生后半程岁月，先后出任文化部长、作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位，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与文学影响。此后30余年里，他亲历、见证了中国新文学曲折、复杂的发展进程。

  “茅盾与北京”关系研究，不仅仅指涉地域文化层面，更是探索茅盾作为作家、社会活动家进行文化文学活动的相关研究。其中有很多重要命题可以让我们深入探索，比如茅盾与作协体制、茅盾与文学刊物建设、茅盾对青年作家的培养等。“茅盾与北京”关系的深入细致探索，能让我们从外在社会机制与内在心理构成等各层面，深度感受这位20世纪中国伟大小说家的精神世界，当然也能体会与理解人们常说的茅盾的“矛盾”现象。

  茅盾在繁多的社会性、事务性工作之余，并没有抛弃自己的安身立业之本，仍坚持“务正业”，笔耕不辍持续写作，为文学艺术发展付出很多心血。涂光群的《茅盾在作协往事》以普通同事的视角，回忆了茅盾出任作协主席期间的工作经历。该文介绍了茅盾以极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事无巨细地支持作协的各项工作，他曾大力扶持茹志鹃、陆文夫等青年作家，支持和欢迎有才华的文艺青年。该文还记录了《人民文学》刊载林斤澜、蓝珊等人作品的轶事，由此肯定了茅盾精准把握文艺报刊收录标准的能力，赞扬了他敢为人先、勇于担当且慧眼识珠的品质。李广德、涂光群、钟桂松、周逢梅等人通过史料梳理和论证，高度还原了茅盾担任文联副主席期间的工作场景。李广德的《茅盾在文联的领导岗位上》汇总了30余篇茅盾关于电影、戏剧的评论文章和讲话，赞扬了茅盾在领导岗位上呕心沥血的工作态度。另外涉及到的研究成果还有钟桂松的《试论茅盾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历史贡献》、杨扬的《茅盾与第一次文代会》《茅盾先生和中国作家协会》等，这些文章从侧面回顾了茅盾在作协等工作岗位上的经历。近些年来对于茅盾这段工作经历中的专题性研究不多，但是对于作协的重要活动，如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及相关研究成果相当繁盛，可见茅盾间接推动了当代文学创作活动以及文学批评的发展工作。

  茅盾对于《文艺报》和《人民文学》的创立、选录和改版厥功至伟，同时他依托《文艺报》发表了大量卓著的文艺论著。有关他与《文艺报》的史实研究颇多，其中洪子诚的《百花时代下的〈文艺报〉风雨》，详细的介绍了《文艺报》的编委会构成和改版始末。黄发有的《〈文艺报〉试刊与第一次文代会》一文从文艺制度的构想和茅盾建立除旧布新的话语高地，以及文艺评奖工作等方面，肯定了《文艺报》的文献价值和文学史意义。此外，董颖的《新中国文艺体制确立的风向标——对第一次文代会筹委会主办〈文艺报〉的考察》、王琳的《从1950年代初的〈文艺报〉看“英雄人物”创作模式的建立》、商昌宝的《同为主编 不同境遇——茅盾编辑生涯纵论》等均涉及茅盾与《文艺报》的创刊编辑风格研究。

  茅盾后期的文学批评活动也在《文艺报》相继展开，1958年《文艺报》刊登了茅盾论析现实主义艺术创作理论问题的著作《夜读偶记》，现今有关《夜读偶记》的相关研究类目大约百余篇，较有代表性的约30余篇。巴人在《重读〈夜读偶记〉》中谈到这是一部从实际出发且具有战斗性的批评论著，是文艺理论批评的一大收获。林焕平和王可平的《从〈夜读偶记〉看茅盾的创作方法理论——为纪念茅盾同志逝世二周年而作》、李海霞的《社会主义文学对“现代派”和的批判——再读茅盾的〈夜读偶记〉》、张慧敏的《重读茅盾〈夜读偶记〉》和甘传永的《重读〈夜读偶记〉兼论茅盾的现实主义文学观》等文章也是现今《夜读偶记》研究的重要成果。值得一提的是，茅盾的红学研究也大都刊登在《文艺报》，有关茅盾与《红楼梦》研究的成果呈现少而精的态势。刘梦溪的《茅盾同志与红学》（《红楼梦学刊》1981年第3期）一文，谈到茅盾对各种红学派别采取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科学评点各类红学研究。鲁德才的《关于“茅盾题红诗”一首的说明》和北塔的《茅盾致俞平伯的一封信：红学界关于曹雪芹卒年“大论战”的一个侧影》对茅盾和红学研究的史料进行了补充分析。王人恩则在《新发现的茅盾〈红学札记〉述论》中强调了茅盾在红学史上自应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茅盾在《人民文学》的创立和收录改版等工作，可当作其独特的现实主义文学批评观的印证。吴俊在《〈人民文学〉的创刊和复刊》中回顾了《人民文学》的初创选材过程，通过与《文艺报》有关文学批评的内容对比，客观评价了《人民文学》侧重提倡正面的、肯定的、鼓励的文学批评这一特点，尤其突出了茅盾在《发刊词》中追求的多样化选刊标准。李琳的《茅盾主编〈人民文学〉的编辑思想》强调茅盾的办刊思想始终反映时代的风云变化，他不仅依靠和善待专业作家，更注重培育和扶持文学新人，在“互动式操作”中积极倾听读者的反映。这两篇文章相对完整和客观地反映了茅盾办刊选材的独特眼光，能够作为研究茅盾文学批评发展历史的侧面补充。

  茅盾赏识、扶持、奖掖青年作家等轶闻趣事，向来是文坛传颂的佳话。担任作协主席期间，他相当注重青年作家的培养，扶持了一大批年轻的文学青年，热情鼓励他们创作。比如通过札记和眉批等方式，指导了茹志鹃、姚雪垠、柳青、陆文夫、杜鹏程、王汶石、刘澍德、韦君宜以及少数民族作家玛拉沁夫等人的创作，为当代文学的发展培养后备力量。这方面的研究，也已经初具规模。据统计，茅盾与碧野等作家的频繁通信全年有115封之多，由此也可见他对青年作家的指导和培养是不厌其烦且细致入微的。张元珂的《论茹志鹃〈高高的白杨树〉的茅盾眉批本——兼及“十七年”时期茅盾眉批实践的价值及意义》、万树玉的《千古生辉的文坛厚谊——初论茅盾与姚雪垠的交往》等文章，从茅盾与青年作家交往的史实以及眉批等重要评点方式的探究中，见证了茅公对初登文坛的这批作家所付出的心血，同时也突出了茅盾建构的当代文学批评文体和风格，是如何推动作家成长的。杨建平的《把心沉在人民中间——回忆茅盾先生与茹志鹃女士》回忆了茅盾任作协主席期间对作者创作的亲切指导与鼓励；该文同时记录了茹志鹃女士对作者创作的指导，比如茹志鹃认为创作不能脱离生活，要重视细节并刻画农民的心灵。由此可见茅盾对青年作家的热情指导和爱护，已经作为优良历史传统在一代代作家中不断传承。玛拉沁夫曾在《巨匠与我们——缅怀茅公》中回忆了茅盾指导其创作的点滴故事。茅盾希望玛拉沁夫的创作不仅要“从生活出发”，还需视野远大广播，分析深入细致。罗宗义也在《茅盾论作家和批评家的关系》中提到茅盾的文学批评观与鲁迅基本一致，他们都坚持作家与批评家的团结与互助，以此推动科学的文学批评发展。王本朝曾在《成为作家：茅盾论当代作家的艺术修养》中提到茅盾强调文学的艺术技巧和作家艺术修养的重要性，并肯定了他努力提升青年作家的艺术素养，始终维护文学标准的优秀品格。

  总体来看，“茅盾与北京”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也必须看到，“茅盾与北京”关系的研究多侧重史实、现象的记载和描述，文章也大多以回忆为主，往往也缺乏理论层面的深度探讨。茅盾与北京的联系，远不止于他在领导岗位上的经历或与各类文学组织机构和刊物的关系这些显在层面的问题。“茅盾与北京”关系研究的诸多命题，比如个体与文艺组织、制度、机制等问题，可供深入开掘的空间还相当大。对这样一些问题的深层探讨、理论分析，不但会带来茅盾研究的新突破，而且对恰当理解当代文学发生发展过程中的诸多复杂问题，也将有所裨益。

  茅盾的西北之行相当偶然。无论是远赴迪化还是访问延安，都不在计划之中。据茅盾回忆，身在香港的他在一次集会上偶遇杜重远，得知杜即将远赴新疆兴办教育。杜重远发出了邀请，茅盾“未置可否”。但好友张仲实、萨空了已接受了邀请，加之香港的生活难以为继，在《三渡天山》描绘的光明“新疆”的招引之下，茅盾征求了香港地下党组织负责人的意见，决定举家前往新疆。自1939年3月11日到达，至1940年5月5日离开，茅盾在新疆居留一年两个月之久。在新疆，茅盾除了在新疆学院潜心教学，还致力于新疆的文化建设。他担任新疆文化协会委员长，撰写文章之余，支持创办刊物，组织编写教材，推动剧团演剧，为新疆的文化事业不遗余力。1940年5月6日，茅盾由哈密乘飞机到达兰州，本准备次日晨乘飞机前往重庆，但因傅作义一行要乘同班飞机，座位不够，同行的张仲实便转念要去延安，茅盾就决定与他同行。1940年5月26日，茅盾从西安到达延安。在延安，茅盾广泛参与文化活动，在“鲁艺”讲学，积极投身“民族形式”的讨论，在延安文艺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茅盾在西北”之所以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话题，当然与茅盾举足轻重的文化影响及其在文学文化方面的巨大贡献有关。无论是在新疆还是在延安，茅盾对文学文化事业都倾尽心力。他不仅创作了大量的理论文章，也热情参加和推动多样化的文化活动，这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空间。但更重要的是，茅盾身处的新疆和延安，均具有极为特殊的政治生态和文化语境。主政新疆的盛世才，表面上与和苏联亲善，推行“六大政策”，实则专制残暴，在表层的欣欣向荣、百废俱兴之下，实则暗流涌动。茅盾在新疆的种种活动包括写作，无不需要小心翼翼思虑周全，这与外部的政治氛围构成了一种奇妙的张力。当茅盾来到“圣地”延安，天地虽然为之一宽，但他毕竟是“外来者”，对延安政治与文化的理解尚需时日。他倡导的“市民文学”与延安对文学的想象有差别，对“民族形式”的理解也与延安主流不完全一样，这使茅盾和延安处于一种张力之中。这种“张力”的存在使“茅盾在西北”具有了可供深度阐释的可能性。

  对“茅盾在西北”的研究需要大量文献史料才能展开。但正如周安华在1983年所指出的：“对于茅盾此期的生活特别是写作，由于资料缺乏，人们明白的很少。在他的著译年表上，‘1939-1940年’此阶段只记载着一篇文章，那就是历来为研究家所重视，发表在1939年6月1日《新疆日报》《绿洲》副刊上的《〈子夜〉是怎样写成的》。”因此，1980年代学界对相关文献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考证开启了“茅盾在西北”的研究。周安华和陆维天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茅盾在新疆”这一命题，发掘整理了大量文献史料，将茅盾在新疆的文学活动基本勾勒出来。1986年，陆维天出版了《茅盾在新疆》一书，整理出茅盾在疆著述41篇，且收录了张仲实、任万钧、赵明对茅盾新疆之行的回忆，为推进这一话题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茅盾在延安”早在1979年就受到关注，孙中田的《茅盾在延安》以大量一手史料梳理了茅盾在延安参与社会活动文化活动、到“鲁艺”讲学、在延安的写作等方面的基本情况。唐祈则发现了茅盾在兰州短暂停留期间的演讲记录稿《抗战与文艺》。当然，史料永难穷尽，新的文献史料也在不断“重见天日”。2019年，景李斌发表了《茅盾在新疆时的创作补遗与文艺讲话》，公布了此前未发现的茅盾在《新疆日报》上撰写的《论“体验”和“实感”》等5篇文章以及茅盾在抵达新疆之初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无疑为研究“茅盾在西北”提供了新的重要文献。需要指出的是，文献史料作为历史的碎片，它本身可能可提供“事实”，但没办法形成连续性整体性叙事。因此，“史实”的呈现既需要研究者对文献史料进行梳理，也需要对文献史料的真伪、疑点及其矛盾处、空白处进行考证。张积玉的《茅盾与张仲实在新疆时期的交往史实考辨》就关注文献史料之间的矛盾之处，虽然聚焦茅、张二人的交往，但文章从二人回忆中的不一致之处入手进行考辨，确定了茅盾从内地去新疆的出发地、时间，以及途经西安、兰州的时间和停留时间，该文还考证了茅盾在新疆学院的任职和授课情况，使一些基本“史实”得以确定下来。

  在“史实”梳考清楚的基础上，我们方可论及茅盾在西北之时对文学发展和文化建设的历史贡献。在《茅盾在新疆》之后，陆维天对茅盾在新疆的新文化运动、新疆的戏剧运动等方面的成绩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张积玉的《抗战时期茅盾在新疆对西部文学事业的开拓》《茅盾与新疆抗战时期的文学发展》则深入剖析了茅盾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西部文学事业的开拓性贡献。邹赞的《茅盾在新疆的文艺活动及其对当代民族文艺评论的启示》则将茅盾在新疆纳入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传播与实践这一视域中，突出其为当代民族文艺评论带来的有益经验。孙国林的《茅盾在延安的理论成就》阐述了茅盾在延安参与“民族形式”讨论时的理论贡献。黄彩文的《杂谈茅盾与延安》更关注延安之行给茅盾的思想、生活和创作带来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可以说，学界对“茅盾在西北”的研究，大多还停留在史实梳考和贡献凸显上，这当然是远远不足的。但一些研究打开了局面，也预示着新的研究增长点。如李继凯借用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对茅盾与西北关系的研究，其《茅盾与中国大西北的结缘》关注人文（茅盾的文化活动）与地理（西北独特的地理空间）之间的互动关系，《文学地理视域中的“西北书写”》注重“走西口”体验对茅盾创作的深刻影响，并从“文学地理”的视角分析了《新疆风土杂记》《白杨礼赞》的独特“经典性”魅力。再如李永东的《风景与茅盾的战时中国形象建构》则受到“风景美学”的启发，关注“风景”在茅盾的延安想象和重庆想象中的丰富隐喻性。利用两种截然不同的话语描述重庆与延安的风景，茅盾将风景政治化了，“风景”或可作为茅盾的“认知装置”。风景的书写影响了茅盾的战时中国形象的建构，其中，重庆的中心价值被消解，延安的中心地位得以确立。李永东由“风景”展开“文学—地理—政治”三者间的深层互动关系，其方法和结论都令人耳目一新。郭鹏程的《“市民文学”的玄机——茅盾延安之行的精神轨辙》可谓“异质性”“复杂性”研究的范例。文章从茅盾参与“民族形式”的讨论入手，但关注点不在茅盾与延安话语的相合之处，而是以文本细读为基础，揭示出1940年代茅盾文章中体现出的三个矛盾点：其自身的“市民文学”论与“民族形式”论的冲突、延安政治生态的偏差，以及离开延安后从“市民”转向“人民”。作者并未夸大短暂的延安之行对茅盾的影响，而是在对茅盾复杂多变的表述的辨析中把握茅盾复杂的心态，由此呈现其思想转变的契机与轨迹。以上的崭新研究无不展现出“茅盾在西北”这一话题的生命力，也给予我们方法论的启迪。

  对“茅盾在西北”，我们呼唤一种深度阐释。深度阐释的目的是揭示这一学术命题的深刻性和复杂性。深度阐释的前提当然是占有足够多的文献史料，但又不能止步于此，而是借此回到具体却复杂的历史语境，通过对文本的审慎辨析和深入解读，将茅盾的文学行为、文化实践与其所在的特殊的地理空间、政治空间之间的互动关系揭示出来。这种复杂多元的互动关系不仅关涉文学与政治、人事的内在联系，也关乎作家茅盾如何认识与调节话语生产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微妙关系，具有精神现象史和心灵史的意义。这不仅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作家茅盾的理解，亦对我们认识文学与地理、文学与社会、文学与历史等普遍问题大有裨益。

  茅盾与上海的关系，向来是学界的热点议题。自1916年起，21岁的茅盾就来到上海从事编辑、翻译、批评、创作等一系列文学活动。长达30年间，茅盾也曾数度离开上海，但这座现代都市却始终滋养着他。可以说，没有上海，就没有茅盾，是上海这座城市成就了茅盾的文学事业。

  20世纪30年代开始，茅盾的文学事业迎来了最辉煌的时段。1933年1月，《子夜》由开明书店出版，确立了新文学传统中的“茅盾式的叙述”（宋炳辉）。诚如杨扬在《茅盾与上海》一文中所说：“《子夜》的确很能体现茅盾与上海的关系。”上海作为中国社会最为复杂、典型、现代性的都市，无怪乎茅盾要将其视为剖析中国社会的“麻雀”。他的《子夜》以蛛网式的结构，全面系统、经纬交错地勾勒出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政治和经济景观，张鸿声在《文学中的上海想象》中认为：“从上海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角，到上海退出主角地位，茅盾的作品简直是一部涵盖政治与经济的编年史。”重绘这部“编年史”仍是学者们的研究重点，邬冬梅的《1930年前后的中国经济背景与〈子夜〉的创作》、赵丹的《论〈子夜〉对1930年中国民族工业危机反映的真实性》、蒋晓璐的《在金融的上海——论〈子夜〉中的金融与现代性》、张全之的《〈子夜〉与1930年上海丝业工人大罢工》等，都侧面展现了茅盾所编织的上海宏阔的政治和经济图景。

  提到《子夜》的价值，却不只是反映了1930年代上海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格局，还有着超越左翼立场的文学书写态度。关于此，杨扬就对《子夜》另有新解。他不再拘泥于茅盾所受到的左翼文学立场的影响，而是探讨茅盾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对政治活动经验的文学汲取，重新发现作为小说家的茅盾的文学经验积累。在他看来，茅盾没有为大革命时代的农动进行辩护，而深刻认识到农动的复杂性，其中就不乏超越的姿态。而身处时代之变中的茅盾，从乌镇来到上海这座繁华的都市，无疑以切身的情感经验参与了城与乡、新与旧之间的比较。这其中，吴老太爷不堪摩登上海灯红酒绿、声光化电的刺激而一命呜呼，恰恰就象征着旧时代、旧人物、旧的乡村文化的现代结局。这不仅提醒研究者回到文学本位，还将茅盾文学的上海书写推向更开阔的视野。

  近年来《子夜》研究继续深化，可谓引领读者们不断返回到1930年代的上海，且赋予其更丰富的想象空间。文贵良的《“如火如荼之美”：论〈子夜〉的汉语诗学》一方面通过语速急迫、节奏紧张的“语言集束弹”展示了都市物语对吴老太爷造成的声、光、电的立体刺激，另一方面则从“谑画式人物”范博文的俏皮话里看到了浪漫的情调和抒情的意味。李国华同样关注茅盾小说中的“黄金”与“诗意”，撰写了专著《黄金和诗意：茅盾长篇小说研究四题》，被吴晓东评价为“对上海镜像（虚像）的体认，最终把视野引向了都市学，进而表现出把小说叙事、诗学（理论）分析、历史观照与都市想象进行统合的努力，从而展示出令人期待的学术潜质和研究视野。”与之相关的是，《子夜》中的汽车、灯光等物质载体方面的研究也得以开展，充分彰显了都市的视觉现代性特点，比如李翠芳的《三十年代茅盾都市小说中的汽车书写》和周旻的《都市空间的展开与一九三○年的上海——从〈子夜〉中“汽车”说起》。汽车作为一个既开放又封闭的空间，不但将上海的几个重要的城市空间串联起来，还与大街、人物内心和家庭都形成了对线年代的上海拥有无限可能性，茅盾则是“文学与上海想象”坐标系中最重要的一环。一些研究者选择以平行比较的研究方法，将茅盾与其他作家的上海书写作对比，多视点透视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不同面相。杨扬的《上海的文学经验——小说中的宏大叙事与日常生活叙事》比较了茅盾与张爱玲的上海书写。茅盾以证券交易所、舞厅、租界、大型纺织工厂等上海标志性建筑完成了史诗般的宏大叙事，张爱玲所写的灰色弄堂呈现出大上海的另一幅面孔，它陈旧、颓废，充斥着小市民日常生活的气息。左怀建和马扬的《茅盾与夏衍作品的上海书写比较》提到，茅盾以全景视野、机械动态和颓废的方式展现了丰富的现代性上海形象，与之不同，夏衍则通过局部性、平静式和情欲净化的途径，建构了一个民族革命和阶级反思的上海形象。

  我们很难定义1930年代的上海，但在跨越时空的比较视阈中，上海的影像由模糊开始变得清晰。同样是集中反映现代化成就与恶果，19世纪中期的巴黎和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又有何不同？除了作家作品的对比之外，也有学者格外的重视城市之间的比较分析，陈晓兰的《文学中的巴黎与上海——以左拉和茅盾为例》就聚焦于巴黎与上海两座都市的繁华与罪恶，探寻不同城市空间的社会问题、心理困境与现实出路。另外，同样是书写1930年代的上海，那么，以茅盾为代表的左翼作家又与新感觉派作家有何不同？杨迎平的《功利性与艺术性——论茅盾〈子夜〉与穆时英〈中国行进〉的都市抒写》和文学武的《都市空间中的欲望、消费及美学——新感觉派、左翼文学中的上海都市叙事比较》都有较为详尽的分析。

  从城市文学的方面出发，茅盾研究日渐表现出多元化的动态发展的新趋势。研究者将茅盾文学视为一扇窗口，不断重返20世纪30年代上海这座城市。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呈现出一种复杂独特的美学特征，可以说在颓废的黄金沃土上，开出了如火如荼又充满诗意的盛艳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