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及其意义
1956年，既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加快速度进行发展的一年，也是国际运动的多事之秋。在中国国内，社会阶级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革，经济建设工作中已出现的冒进又未能完全克服，使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呈现某些紧张。这年秋冬，在许多城市出现了粮食、肉类和日用品的短缺，升学、就业等方面遇到不少困难，发生多起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村中也发生一些农民闹退社、闹缺粮的风波。对时局变化最为敏感的知识分子，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引导下，思想日趋活跃，批评教条主义，发表不同意见。有些人对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以及干部作风提出公开批评，有些意见比较尖锐。还有一些错误议论。在国际上，1956年2月，苏共举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揭露了斯大林的严重错误，全盘否定斯大林，随后又爆发了波兰、匈牙利事件，给国际运动带来非常大冲击，也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比较充分地暴露了出来。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矛盾，敏锐地紧紧抓住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的矛盾这个重大课题，反复地进行思考和研究。在这年11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出要从苏共、波匈事件中吸取这次的教训。他着重指出：“世界充满着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并且强调，“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我们主张和风细雨……这样就很得人心，就能够团结全国人民，调动六亿人口中的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
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上，运用对立统一规律，以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总题目，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全面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提出了正确区分和解决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法，规定了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正确方针。6月19日，经过多次修改和补充，《关于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正式公开发表。这部光辉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不仅对国家政治生活具备极其重大的指导作用，而且是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对于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具备极其重大的意义。
目标就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批评了那种不讲大团结、大联合，认为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紧缩得越小越好的小圈子主义。指出：“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决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后，嫌事情麻烦难办，推出门外了事。”实行这个方针是一切人和事由政府包下来。许多人，许多事，可以由社会团体想办法，可以由群众直接想办法，中国和人民政府应当指导他们这么做。这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方针的应有之义。这个方针，是统一战线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的战略指导思想。
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对于这种矛盾，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把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团结——批评——团结”，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他还提出了判断人民内部各种是非问题的六条政治标准。
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新中国，这种阶级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批驳了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有些人散布的资产阶级已无两面性，不需要再提改造的论调，认为这不符合事实，也是不符合大多数工商业者的愿望的。他说在过去几年中，大多数工商业者都是愿意学习的，并且有了显著的进步。工商业者的彻底改造必须是在工作中间，他们应当在企业内同职工一起劳动，把企业作为自我改造的基地；经过学习改变自身的某些旧观点。
强调指出：“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他们解决各种一定要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我们有许多同志不善于团结知识分子，用生硬的态度对待他们，不尊重他们的劳动，在科学文化工作中不适当地干预那些不应当干预的事务。所有这些缺点必须加以克服。”还强调说：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采取这种态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科学和艺术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还要求和共青团组织、主管部门和学校领导，认真负责地开展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克服过去那种做法上粗糙，伤了一些人的缺点。
着重阐述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必要性。他说：“凡属一切确实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得到人民信任的党派，我们没理由不对它们采取长期共存的方针。”“同各派长期共存，这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我们的方针”。在谈到“互相监督”时，他说：“为何需要让派监督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各位明白，主要监督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是有了派，对我们更为有益。”还揭露了西方两党制的实质，批驳了一些人的错误主张。他说：有一些人不懂得世界上的详细情况，以为在我们的人民民主制度下自由太少了，不如西方的议会制度自由多。他们要求实行西方的两党制，这一党在台上，那一党在台下。但是这种所谓两党制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方法，它绝不能保障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
强调：“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间，则应当同时克服地方民族主义。无论是大汉族主义或者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各族人民的团结，这是应当克服的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
这篇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白准确地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里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对巩固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文中涉及的有关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对于统一战线工作，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