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西与奥运火炬事件想到的
最近，法国总统萨科齐连派三位特使到中国，为在巴黎发生的反话闹剧善后。西方媒体似乎也收敛了对中国的造谣中伤。看来自3.14西事件以来的浪潮有收尾的迹象。我们的主流舆论导向则在呼吁国人理性、冷静，避免过激的冲动。
从外交策略的角度看，这是完全必要的。然而更必要的是理性、冷静地认清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认清我们所处“文明”的本质。由此才可能清醒地看见我们面临的问题之所在，才能理性地思考可供选择的道路，才能制定合理的战略。
多年以来，我们总是想当然地假设，西方各国的“人民”对我们是友好的，敌视我们的是少数“反动派”。然而，这根本不符合事实。这次西与奥运火炬事件清楚地告诉我们，整个西方世界多数人是敌视我们的。在那个一人一票的社会里，政客不过是演员，为了挣的选票，他们必迎合多数人的情绪。而每当面临选举，政客们都对中国做好斗公鸡状。而且，越是左倾、越是迎合底层公众的政客，越激烈，这证明了多数选民的偏好。
在这次事件中，西方世界原本油滑的政客们争先恐后地表态，证实了民意压力之大。这里有两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
一个是法国总统萨科齐。去年底他刚刚访华，带回了前所未有的巨额订单，以至被称为法国最好的推销员。可是3.14暴乱仅4天后，3月18日，其外交部长库契纳就表示，欧盟应思考北京奥运开幕式，作为对中国西藏的惩罚。萨科齐则表态不排除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可能性。
不要以为这只是一派政客的态度，是萨科齐在玩阴谋。2007年5月，在法国总统选举时，萨科齐的竞选对手法国社会党代表罗亚尔公然表示：如果北京方面拒绝改变对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政策，那么她将有可能2008年北京奥运会。可见法国政坛的另一派对华态度更强硬。这次法国国会议员提议，让参加奥运的选手在各项运动颁奖台上或者开幕式上穿戴象征的臂章、头巾。议员们是绝对不敢罔顾选民态度的，可见，在我们视为浪漫、友好的法国，民意是怎么样看待中国的。
另一个是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3.14暴乱后仅一周，她就飞到“”所在地印度达兰萨拉与会谈，表示“声援”。此后更领衔提出了涉藏决议案。注意：在第110届美国国会选举中，获得压倒优势，而佩洛西被国会“一致推举”为众议院议长，说她不代表美国民意是讲不通的。还请注意，上述佩洛西领衔的议案以413票对1票的压倒性多数通过。由此可见，在我们格外的重视的美国，其民意对华是何态度。
3月27至4月8日进行的英国《金融时报》/哈里斯民意调查发现，在欧洲5个国家，平均有35%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对全球稳定构成的威胁大于其它任何国家。有关各国中，认为中国是最大的威胁的，在意大利受访者中占47%，在法国为36%，在德国为35%，在西班牙为28%，在英国为27%，
其实在美国汉学家孔华润（en）的《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一书修订版中，关于二十世纪最后十年，他认为，美国的一项民意调结果表明，百分之七十五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二十一世纪美国最大的敌人。
“中国已成为这十年经济稳步的增长最快的国家，而且有可能是在下个世纪变成全球上最大的超级经济强国……现在这头雄狮醒了，正在震动着全世界。”
所以他提出要遏制中国。可见西方列强敌视的不仅是中国，也不仅是中国政府，而是整个中国。
我们的主流媒体倾向于各打五十大板。例如凤凰卫视的邱镇海就将问题归结为西方的“傲慢”与中国的“悲情”。似乎只要西方谦恭一点，中国豁达一些，双方就可以冰释前嫌，中国就可以和平地融入“主流文明”之中。这是典型的一厢情愿。
1895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将一幅《黄祸图》送给俄国沙皇尼姑拉二世。该图是威廉二世请画家克纳科弗斯绘制的，该画描绘佛祖与中国孔夫子驾着黄云从东方而来，上天派天使米迦勒召集欧洲的守护女神，要她们联合起来抵抗佛教、异端和野蛮人的入侵，以保卫十字架（见图一）。威廉二世下令雕版印刷，广为散发。此后“黄祸论”一直在西方世界徘徊。
请注意：1895年是甲午战争的次年，这场战争的结果是中国丧师、割地、赔款，朝廷昏聩，精英焦虑，广大国民则处于麻木状态。而此时英、法、美已完成工业化，进入了“主流文明”，德、日正在崛起。强弱对比如斯，中国居然被视为最大的威胁，为什么？
问题的根子就在这个“主流文明”。其根本特征是：以资本利润极大化作为社会配置资源的核心机制。说白了，这是个资本家主导的世界，或用哈耶克的话，这是个“富人得势的世界”。看看世界经济论坛（WEF）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评价国家竞争力的准则，那实际上的意思就是资本选择落脚地的准则。
而资本利润极大化要求一方面提高产出、一方面压低成本，由此方可形成资本利润。提高产出的努力导致社会生产能力扩张，而压低成本的努力导致劳动者收入减少。这一过程持续进行的结果就导致社会生产能力与社会有效购买力的失衡。于是过剩的生产力只能向外部寻找市场，同时为了压低成本，也必须到外部去寻找廉价原材料，例如，从1880年到1970年，将近一个世纪，每桶原油定价一直在1到3美元之间，这简直近乎白拿，而原油是“主流文明”最重要的资源之一。
“一个有机体绝不可能自己养活自己，它要消化、吸收、分配那些得自外部的东西，而这些不可或缺的外来养分就等同于政治或经济团体的对外商业活动，它使国家获得外部资源的支持。”
于是我们正真看到，“主流文明”的发展几乎与战争同步：十七、十八世纪的商业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和北方战争、奥地利皇位继承战争和七年战争、三次瓜分波兰、拿破仑战争、对法国大革命的武装干涉、美国独立战争、各殖民地的独立战争、日俄战争、甲午战争、俄国的十月革命及随后的内战、中国延绵半个世纪的动荡与内战、日本侵华战争、两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冷战、直到如今的“反恐战争”。
向外扩张需要将侵略战争描绘为正义事业，需要将被侵略者描绘为野蛮、邪恶势力。不巧，中华民族是他们扩张过程中遇到的最大族群，又曾经是他们仰慕的神秘对象，自然要将你妖魔化。而这种妖魔化自然会在他们的社会内获得共鸣。
在中国积贫积弱的时代他们尚且如此，而今中国力图以它们为师，与它们接轨，力图挤进它们创造并控制的“主流文明”，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中国将与它们一样，需要海外的市场与资源。深谙“主流文明”本质的它们，能不恐慌吗？
中国的“接轨”同时表现在市场和资源两个方面。图二是中国的出口总额，在上个世纪最后十年之前，中国的出口微不足道，而进入本世纪后，以惊人的速度暴增。
占领海外市场的结果是形成外贸顺差，以缓和国内资金不足。2004年以后，中国的外贸顺差明显地增长（见图三）。
在主流文明中，最重要的资源莫过于石油。本来，中国的石油进口微乎其微，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后，石油进口开始增长，进入本世纪后，石油进口快速地增长（见图四），令西方列强侧目而视。
在中国现有的经济格局与发展轨迹上，海外市场和海外资源须臾不可缺，一旦中断，国内经济系统将面临重大危机，所以它事关中国的根本利益。问题是，对西方列强而言，这同样事关根本利益，双方几无调和余地。
回想一下当年德、日的崛起，英、法、美全力遏制，德、日在内部矛盾的压力下奋力扩张，结果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在回顾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历史时，曾指出：“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其实，这正是“主流文明”的本质属性。西方列强的繁荣、文明、优雅，是以全球广大地区的凋敝、愚昧、野蛮为必要条件的。而不发达国家要与“主流文明”接轨，也想成为它们那样的发达国家，必将与之发生根本利益上的冲突。它不想打你又想打谁？除非它打不过你。
所以，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敌意源自“主流文明”的本质属性，对此，万不可抱有不切实际的温柔幻想，以为靠外交、公关、宣传乃至“消气”就能化解它们的敌意。
自1840年以来，中国传统的文明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国人一直在思考中国未来的道路。康有为写了《大同书》、孙中山写了《建国大纲》、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写了《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而今我们的事实上走的道路是“融入”、“接轨”，力图和平地融入“主流文明”。当初主张这一道路的改革精英，其理论基础是“补课论”：试图跳过资本主义阶段是不现实的，中国应该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
30年的“补课”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有效地给国人补上了认识资本主义这一课。30年的统计数据无可辩驳地证实了：实施资本利润极大化原则的长期后果是造成两大失衡：试图“以钱生钱”的货币与需要购买商品并祭献利润的货币间失衡；社会生产能力与社会购买能力间失衡；这最终造成了劳力与资本的双“过剩”。维持这样一个社会经济体系，必须有马汉所说的“外部资源的支持。”即对海外市场与资源的依赖。（见王中宇《利润极大化与滞胀》《科学时报》2007年12月30日 五、六版）。注意，这“外部资源的支持”的本意，不是经济学家们所谓的“互通有无”，而是利益的净流入。对外部利益净流入的争夺，正是西方列强不断发起战争的根源，也是马汉在“主流文明”中的真实地位。
两次世界大战表明，对国家而言，战争两败俱伤，除了美国没有赢家。然而根本利益上的对立必然要寻找它的解决之道。《金融战争》一书认为，战争的真正幕后策划者和盈亏计量主体不是国家，而是国际金融集团。如果此说成立，只要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国际金融集团就会从中寻找获利的机会。至于具体手段，无非是在军事行动与金融洗劫间选择而已。如果此说不成立，国家依然是国际事件的真正幕后策划者和盈亏计量主体。站在西方列强的立场上，面对力图“和平崛起”的中国，你能坐视“中国的小孩抢自己小孩的饭碗”吗。这样的一个问题是《》著名专栏作家、普利策奖获得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提出的，相当确切地表现出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感受。
事实上，在进入“主流文明”的历程中，还没有一那个大国是“和平崛起”的。“和平崛起”固然是善良美好的愿望，然而国家的发展的策略无法建立在愿望的基础上。事实上，“和平”和“与国际接轨”间有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要“和平”就不能与西方列强“接轨”，象它们那样靠外部资源和外部市场解决内部矛盾；要“与国际接轨”，就不可避免与西方列强竞争海外市场与资源，“和平”就没有真实的基础。原来不假思索的道路，现在已经走到了尽头。将“和平崛起”换为“和平发展”不过是修辞上的“韬光养晦”，岂能忽悠有两三百年历史经验的西方列强？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认真思考眼前的道路到底会将国家引入何种境地。这样一些问题不想清楚，就“摸着石头过河”，无异于“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如果我们打算“与国际接轨”，加入当今的“主流文明”----以资本利润极大化为核心动力的工商文明，就无法回避一位德国人----李斯特。
当年德国开始选择工业化道路时，英国已完成了工业化，成了当时的超级大国。作为超级大国自然拥有经济学理论上的霸权地位，这种地位自然服务于当时的英国利益。而当时的英国利益需要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以便在全球发挥自己的经济优势。
于是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成了主流经济学。这个主流经济学力图构建一个完备的逻辑体系，使自己象力学那样被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在当时正试图“崛起”的国家中，这一学说被视为先进国家发现的普世真理，成为引进、学习、消化、遵从的权威。
然而，德国蒂宾根大学教授李斯特怀疑这一理论的真实性，他详细考察了意大利、汉萨同盟、荷兰、英国、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德国、俄国、美国的经济史，得出了一个著名的结论：
“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到多少倍。”（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关注国家的财富生产力而不是财富本身，这是李斯特颠覆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的关键，而这是建立在对经济史的考察之上，而非建立在一个“公理化体系”上（后来，李斯特的理论被称为“历史学派”）。李斯特发现，向发达的国家购买廉价的商品，表面上看起来是要合算一些，但是这样做的结果，落后国家工业的生产力就不能获得发展，它将处于落后和从属于外国的地位。而采取保护关税的政策，起初会使工业品的价格提高，经过一定时期，生产力提高了，商品生产费用就会跌落下来，商品的价值甚至会低落到国外进口商品的价格以下。
于是李斯特主张：利用行政权力，保护本国资本家发展工业生产能力。事实上，几乎所有西方列强在“崛起”的阶段都是过这条道路。
然而，这条道路必然导致与当时的列强正面冲突：靠压缩劳动者收入来积累工业发展的资本，结果国内购买力不足以满足工业生产能力，国内资源无法保障生产力所需，只能向外扩张。
德国事实上选择了李斯特的道路，结果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日本走的也是李斯特道路，结果发动了日俄战争、甲午战争、侵华战争，这三次战争都在中国的领土上进行，它们影响了整个中国近代史的走向。
走这条道路对内需要以行政权力压制社会各群体对当前利益的追逐，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令行禁止的官僚体系，而这需要一大批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官僚，以建设一个贤明而廉洁的政府，在此基础上建设一个具有高度国家认同的社会。当年的德国，体制外的纳粹党从解决底层失业者的生计入手，赢得了大多数选票，在“国家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了高度的国家认同；日本的国家认同则建立在“军国主义”基础上。
走这条道路对外则需建设一只足够强大的武装力量，以保障自己的商业利益，为此不惜勒紧裤。国防上，“边界安全”将被“安全边界”取代---商业利益涉及到哪里，国家的安全战略就必须覆盖到哪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其军事存在覆盖全球，盖因于此。“安全边界”不仅存在于地理空间，也存在于一切可能会影响国家生存的社会经济功能领域----如金融安全、网络安全、乃至思想安全……
一个不得不向外大规模寻求市场与资源国家，如果对内缺乏高度国家认同；对外缺乏全方位保障自己安全的力量，它在西方列强的眼里会是什么？----“鱼腩”！
将对手化为鱼腩的最有效手段是什么？不是用军事手段瓦解其抵抗能力，而是用意识形态手段瓦解其社会认同。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当一个国家社会各群体的利益已经呈相互对抗而无法协调的状态，当社会各群体价值标准根本冲突，这就是苍蝇们最喜欢的缝。看看发生所谓“”的国家，西方列强对他们干了些什么？一方面通过经济开放，引诱其官僚集团腐化，使其国内加速两极分化；一方面强化对学术界和文艺界的渗透，通过前者瓦解知识界的国家认同，通过后者瓦解社会大众的国家认同；一方面用所谓“国际舆论”乃至金钱支持各种，本来，这些人士的意见中有不少是合理的，但在腐败官僚愚蠢的压制和西方列强的鼓动下，往往演变为瓦解国家认同的力量。
这所有的瓦解工作都在“普世价值”的旗号下进行，而这“普世价值”在这些国家却造成了混乱、冲突和整个社会的大倒退。
诺贝尔和平奖被放到了“普世价值”的地位上。然而观察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名单，其中绝大多数来自西方国家。至于来自非西方世界的获奖者，相当一部分是本国的反对派政治人物。如前苏联的安德烈·萨哈罗夫、阿根廷的阿道弗·佩雷斯·埃斯基维尔、缅甸的昂山素季。最出彩的是198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给了农奴主政权的头面人物，199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给了搞垮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可见诺贝尔奖和平奖体现的是西方列强的价值观，在事关非西方国家时，它有极强的偏好来制造苍蝇们喜欢的缝。
至于诺贝尔文学奖，只在2000年给了一个华人高行健。高以“政治难民”的身份加入法国籍，据称是为了“表彰他作品中对个人奋斗的描述”。华人作家中，大师比比皆是，但评奖者法眼关注的，与其说是文学，不如说是叛国者。所以分子赞扬高行健是“华人之光”。
电影奖是另一个宣扬“普世价值”的平台。例如奥斯卡奖给了李安的《断背山》---一部渲染同性恋的电影，在奥斯卡的光环下，这位李安居然排出了《色.诫》这样为汉奸张目、诋毁抗日志士的电影，这样的电影居然被广电总局批准发行。
不要小看宣扬这“普世价值”的功效。去年国内放映三部大片后，流传着一谣：看了《色.戒》——女人不可信；看了《投名状》——兄弟不可信；看了《集结号》——组织不可信。社会认同就这样瓦解于无形中。西方列强攻击我们用意识形态管制舆论，我们的广电总局就向国人灌输这样的意识形态！
然而，这种灌输能否生效，关键在社会生活现实。只有社会生活中存在大量、无法回避的现象，让人们对这种灌输产生共鸣，这灌输才能发生作用。事实上，这类外部的灌输无时不在。严复翻译《天演论》是灌输，没有晚清那种国力衰微、民生困顿的大环境，这种灌输不可能达到洛阳纸贵的地步；陈望道、王亚南、陈独秀、李大钊们宣扬马克思主义是灌输，没有民国初年军阀割据、流民四溢的大环境，这种灌输不会造成知识阶层的大范围左倾；人们很少意识到，60年代的在西方列强那里也造成过强烈的灌输，美国的黑豹党人手持《毛主席语录》者甚多，黑豹党的兴起是因为美国黑人在就业、住房、教育、司法方面受到严重的歧视，还不得不到越南去为白人资本集团打仗卖命。
《左传》里的《曹刿论战》众所周知，它讲的其实就是社会认同问题。鲁庄公面对战争时，曹刿问他依凭什么迎战？鲁庄公先说“所拥有的衣食，不敢独占，一定用来给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曹刿告诉他“小恩小惠不可能普及大众，老百姓不会随从效力的。”
鲁庄公讲的第一条是物质刺激。很多人相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然而“重赏”却不可能建立起社会认同，相反只能刺激出争权夺利的氛围。事实上，“让利放权”的结果是各级官僚胃口慢慢的变大。当年干部“多吃多占”就被视为腐败，而今根本就没人当回事了。然而官僚群体与社会公众的距离却越来越远。结果自然是“民弗从也。”
鲁庄公接着说“祭祀的牲畜玉石锦帛，不敢虚报，必定诚实有信用。”曹刿告诉他“小诚实不是信用，神不会降福的。”
鲁庄公讲的这第二条更离谱：对神要诚实。看来那个时代的统治精英们就有虚报业绩的习惯，以至于虚报到神哪去了。难怪曹刿瞧不起他们，说“肉食者鄙”。至今，官员、商人求神拜佛是常见之事，其认真、虔诚常令笔者动容。眼睛向上不向下，这似乎是精英群体的偏好。贿神之外，更用形象建筑、面子工程展示“盛世”，寻求自信心。然而这与社会公众何干？不过加重其负担而已。到底什么是神？说“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不认百姓而认泥胎木雕，自然“神弗佑也”。
最后鲁庄公说“大大小小的诉讼案件，虽不能逐一彻察，但必尽力而为，力求公正。”曹刿说“这是尽职的表现，凭此可招集民众打一仗”。
最后鲁庄公总算讲到了点子上。政府提供的最基本服务应该是社会公正。一个不公正的社会是绝对不可能建立社会认同的。这一点连阎锡山都明白，他主政山西时，就标榜两个字“公道”，结果在军阀割据的各地中，山西被视为“模范省”。而今对社会认同威胁最大的，不是来自外部，而是内部对公正的侵蚀。明显的症候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于建嵘曾指出：
“根据我们对632名进京的农民进行的调查表明，有55.4%的农民认为因被抄家、被没收财物、东西被抢走，有50.4%的农民认为因而被关押或拘留，有53.6%的农民认为因部指使黑社会的人打击报复。”
付出了如此高昂的代价，而实际上通过解决的问题只有2‰。“”发展到这个地步，只说明了一个问题：相当多的公众已经不相信我们的司法系统能给出“公道”了。而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背后，只可能是吏治问题。因此，不想成为西方列强刀叉下的“鱼腩”，最起码的要求是落实鲁庄公对曹刿的保证：“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
这个问题本质上是底层公众与精英集团的关系问题。纵观历史，精英集团历来是“赢家通吃”，将权力、财富和知识资源都聚敛到自己的囊中，致使多数国民几乎看不到希望。历代王朝建国时，几乎都是励精图治的皇帝任用一批酷吏，其客观效果是震慑精英集团，减缓其聚敛的速度。然而几代之后，没有亲身体验前朝教训的皇帝面对已经盘根错节的精英集团，越来越倾向于施“仁政”，说白了就是放任精英集团聚敛。结果迅速将社会公众逼到墙角。在官商一体的大背景下，“亲商”成了各级政府的自觉行为，“衙门八字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底层公众根本无处说理。结果为新的轮回制造了社会基础。
在外敌面前，这是最危险的局面。当年的北宋，近百万装备精良的宋军不敌几万武器原始的金军。为什么？论者往往归之于军事决策，有些甚至归之于金人的野蛮。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在通都大邑里享受“盛世”的精英集团，与占国民多数底的层公众，已无了社会认同。精英集团除了锦衣玉食之外，已经无力组织多数国民共同对抗外族入侵了。
不可否认，当前国内各群体间矛盾高度尖锐。精英群体和底层公众间已无了共同的利益、共同的价值标准、甚至共同的语言。这才是我们的阿里基斯之踵！安国之道，必须直面这样的一个问题，迫使精英集团对社会公众负责，而不是疯狂聚敛。说是“疯狂”，绝非情绪化的修辞，从2004年到2007年的胡润财富榜，能够正常的看到财富顶端群体的聚敛速度（见图五）
图五显示：每年同一位次的财富都较上一年明显地增加。这暗示我们，尽管具体的上榜者，其财富有增有减，整个财富顶端的群体，其拥有的财富增速惊人。表一分别比较了前100位、200位、300位、400位、500位总财富的变化。
表一告诉我们，财富最多的前100位，2005年比2004年增加41.6%，2006年又比上年增加61.9%，2007年则比上年增加215.9%。上涨的速度明显加速。在各个群体中，均显示出这种加速。注意2007年各段的增速，可发现即使在财富顶端群体，也存在加速的两极分化。
为了衡量财富顶端群体在整个社会财富中所占份额，可用上一年的GDP或货币发行量来衡量之（由于统计上班时间的关系，每年公布的胡润榜大体反映上一年的情况），结果见表二：
数据显示：2007年813位上榜者，其总财富为2006年GDP的16.48%，货币供应量的9.99%。而这813人占13亿人的千万分之6.25。
前100位上榜者拥有的财富，2004年为上年货币供应量的1.12%；到2007年，上升到5.17%；2004年为上年GDP的1.82%、到2007年上升到8.54%。可见顶级富裕群体在社会财富中所占份额增幅之快。
这意味着，社会财富正以极高的速度向这个群体聚集。与之相对应，必然是整个社会两极分化的加速。如果维持这样的年均增幅，5年后前100位拥有的财富将是当年GDP的1.58倍，货币供应量的92.5%！这一动向的经济与社会后果不堪设想。
其一，国内两极分化导致社会购买力与社会生产能力已经严重的失衡更趋恶化，对海外市场的依赖将如瘾般愈演愈烈，与西方列强的市场与资源之争将不可调和。
其二，这个控制了国家经济命脉的集团势必有意愿也有能力控制国家的政治机器。事实上，现在两会中老板、官员代表的比重就已经远大于他们在人口中的比重。他们势必操纵国家机器，压制底层公众，为自己保驾护航。
一旦这两条完全实现，中国的国家认同就会被阶级认同取代。“女首富”张茵最近被指违反劳动法，网络论坛上已经有人称对张茵的仇恨是“阶级仇恨”。这是一个值得认认真真地对待的信号。
感谢西与奥运火炬事件，西方主流媒体步调一致的谎言暴露了他们搞乱中国直至瓦解中国的意图，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敌意，清晰无误地摆到全体国人面前。让所有为列强们粉饰的卖身文人进退失据。全世界华人自发奋起，反击西方媒体的谎言。表明了民心、民气。我们该珍视它、尊重它，大力振兴对我们命运共同体的认同感，在这个基础上探索我们的道路、克服我们的弱点。
现在主流媒体强调：“做好自己的事就是爱国”，言之有理。然而到底什么是“自己的事”？精英集团放手聚敛算不算他们“自己的事”？学者们埋头炮制了无价值的垃圾论文算不算他们“自己的事”？官员们热衷于面子工程算不算他们“自己的事”？
笔者看来，所谓爱国，在目前最重要的是“想明白自己的事”。自1840年以来，一直有人在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但也一直有人不希望社会公众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在他们看来，此事自有“肉食者谋之”，最好连“肉食者”们也不要瞎掺和，Number One一言九鼎,岂不快哉。
一个民族对自己的道路没有开放而理性的探讨，势必陷入偏激与专制的“双稳态触发器”中。这次西方列强拙劣的表演，造成了中华民族同仇敌忾的氛围，对深化中华民族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是千载难逢的机遇。
藏族学者俄洛.扎嘎指出，包括汉、藏、蒙、回、满在内的绝大多数民族，本是同根生，都源自古羌族。（俄洛.扎嘎《蜀西岷山----寻访华夏之根》 四川人民出版社） 即便不从血缘角度看问题，举世唯一的、数千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史，已经使中华民族是我们大家的命运共同体。历史与现实反复表明：社会开明健康，人人受益；社会动乱瓦解，个个遭殃。“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哪怕你是公子王孙，照样“一旦归为臣虏”。
“民族主义”是西方列强给我们的咒语之一。然而到美国去，会发现他们维护社会认同的“主旋律”宣传是无所不用其极，到处都能看到巨幅的美国国旗，所有的公共场所都在彰显American们共同的艰辛与荣耀、失误与成就，对每一个为美国做出贡献的人，无论声名显赫还是连姓名都未曾留下，都力图留下公共纪念物，力图造成一种强烈的命运共同体的氛围。
所以，我们完全不必理会列强们念叨的紧箍咒，相反应重视列强们逼出来的“民族主义”。真正的民族主义不是盲动，不是宣泄，而是彻底抛弃西方列强们灌输的“主流理论”、“普世价值”，直面事实、直面历史，独立自主地深思我们的未来与道路，这势必需要理性的探索、无畏的勇气，而不是盲目地追随任何一位洋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