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强兴文化 盛世修巨典

  2009年7月11日，任继愈和季羡林两位先生同日逝世于北京。一日之内，国陨双星。两位大师同日离世的时间巧合让我们痛惜。两位公认的学术大师开始于同一个时代又结束于一样的年代，他们的离开是学术界无可挽回的损失。

  他们最为知识界所知的一些观点，如季羡林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以及任继愈的“儒教是教”的观点，实际上都涉及了中国文化（特别是古代文化）根本性质的问题，隐含着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中国文化在过去究竟是如何面目，其未来命运又将如何等话题。它们反映出在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大背景下，中国学人在思考民族文化的定位和方向问题。

  对我们来说，感触最深的是季老、任老对《大中华文库》工程的倾力支持和热情参与。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风格、博大精深的优良历史传统文化和文明，这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也是整个中华民族赖以凝聚、发展、强盛的内在力量。优秀的文化是没有国界的。中国的优秀民间传统文化不仅仅是中华文化、东方文化的宝贵财富，同时，它也是世界文化的宝贵财富、是全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以众为师，以各国人民为师，不断学习和创造的过程。

  改革开放以后，中华民族正在以崭新的姿态面向世界，迎接挑战、奋起直追。新的历史条件下，更一定要通过文化的交流搭起一座沟通东西方的桥梁，“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一方面，我们要继续以中华民族宽广的胸怀吸纳一切对我们有益的文明成果；另一方面，应当系统、准确地将中华民族的文化经典翻译出版，介绍给全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这是几代中国学者的愿望。

  汉英对照《大中华文库》正是这样一个大型出版工程，其宗旨是把中华民族历史上文、史、哲、经、军事、科技等各领域最优秀的代表作品介绍到全世界去。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向世界推出的中国古籍整理和翻译的重大文化出版工程。《大中华文库》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列入国家重大出版工程规划，由《大中华文库》工作委员会组织实施，由外文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近20家出版社承担出版任务。

  20世纪90年代，《大中华文库》启动伊始，《大中华文库》工作委员会提出聘请季老、任老做学术顾问，两位先生慨然应允。

  季羡林先生，这位融贯中西文化的学者表示，出版这套书的价值估计得再高也不过分。他说，鲁迅讲“拿来主义”，五四以后我们拿来的不少，送出去的不多，而且有些工作还是外国人替我们做的。季老认为，外国人介绍中国民族文化是好事，但是介绍的效果怎么样，准确性如何，没把握。他希望尽快启动这项工程。

  任继愈先生希望《大中华文库》在选目、翻译、出版等环节上下功夫，先将名著从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再由白话文翻译成外文，并建议先从最能反映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史、哲这两部分入手。任老叮嘱我们：“文库这样的做法也是古籍整理，而且是把中华民族文化介绍到全世界的工作，这是几代中国人的夙愿，因此更要把质量搞上去。”

  1999年10月，汉英对照《大中华文库》第一辑13种图书面世。2000年9月，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大中华文库》出版座谈会上，季羡林先生说道：“《大中华文库》的出版，从任何方面来讲都有很重要的意义。我认为，宏观就是我们东方文化，一种以文化为主的东方文化的综合。因此，如果我们人类要往前进步，必然是把宏观与微观结合起来。微观是20世纪西方的特点。21世纪以后，应该由我们东方文化来发挥作用。我们把宏观和微观相结合，将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促进人类文化的发展。从这个方面来讲，《大中华文库》实际上意义非常重大，对我们整个人类的进步和人类文化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任继愈先生也以《国强兴文化，盛世修巨典》为题谈到了《大中华文库》出版的重要意义：“我觉得现在我们的祖国所处的地位和时代，要求我们把好的东西或是精华介绍出去。现在，在咱们这样一个世界看报纸，发现有一种压抑感，大国主义铺天盖地而来，它们的标准代替了世界的标准。我们一再提倡要多极化、多极主义，一时得不到广泛的认同，这就需要大力弘扬我们自己，要理直气壮地宣传我们的优点，宣传我们的长处。过去，有些外国人也介绍中国，中国文艺界也有些人介绍中国的文化出去，但他们往往投外国人之所好来介绍。外国人喜欢落后的、腐朽的，也去迎合，虽也能够获得一些称赞，但是不符合我们的真相。我还有一个感觉，为什么今天能够出这么一套书，过去不行，20年前行不行啊？我看不够这个条件。现在我们沾光在哪里？我们的祖国的经济力量上去了，经济发展了，综合国力上去了，文化也就跟着上去了。我们文化界在这方面做得很及时，很得力，也做得很合适。再晚，就耽误了；再早，也不可能。我感觉，国力的昌盛，是我们有力的支持、支柱，让我们今天能够出这么一套好书。刚才听到《大中华文库》宏伟的出版计划，还要继续地持续不断的发展，我很赞成，很希望看到它的成功。继续出的话，希望文学马上要跟上，回想起咱们接受外国的东西的时候，从五四以来就是文学打头，先是《双城记》、《黑奴》、《复活》、《茶花女》，慢慢才是哲学，后来才知道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现在这套书已经出了，以后接着我想文学应该跟上去，这很有好处，又便于普及，又便于提高，外国各阶层很容易接受，很容易了解。想起我们当初对外宣传的时候，也是京戏打头出去，才把局面打开。我们的文学赶快跟上去，对这个大好的局面有推动作用。这套书印刷质量还是很好的，拿得出去，够国际水平，能代表我们的祖国的水平，我很高兴、很自豪。”

  2004年8月，《大中华文库》第一批汉英对照书籍已出至24种52册。任先生很高兴，他代表《大中华文库》工委会给总理写信，将这些图书送给总理，请总理“在百忙之中审阅，并请提出指导性意见，以便于我们今后更好地开展此项工作”。

  收到图书的总理十分高兴。在收到信的当天下午，便给任继愈先生回信：“《大中华文库》收到，甚为高兴，谨对您及从事这项浩繁工程的各出版单位和全体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祝贺。这部巨著的出版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有益实践和具体体现，对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世界文化交流与合作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这部文库翻译和出版质量之高，反映了我国的出版水平。”

  总理在信中还写道：“我国有着悠久而灿烂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但愿你们以伟大的爱国热忱、宽广的世界眼光和严谨的科学态度，锲而不舍地把这项光辉的事业进行到底。我坚信你们一定能做到，也期待看到你们新的成果。”

  接到总理的回信，任先生特别高兴。他说，总理的评价这么高，我们肯定要把《大中华文库》的出版工作做好。能在百忙之中这样认真地倾听一个学者的心声，关注一部书的进展，给文库全体工作人员以极大的安慰和激励。

  “把这项光辉的事业进行到底。”在国家财政的全力支持下，《大中华文库》加快了编译出版的速度。

  总理始终关注着这个重大文化出版工程，2005年8月，汉英对照《大中华文库》第二批书出来了，《大中华文库》工委会主任杨牧之代表任先生和文库工作人员又给写信，汇报我们的工作。3天后总理就回了信，对文库一年来工作所取得的重大进展表示振奋，并向全体工作人员致谢。2007年1月春节前，还专门委托秘书向从事《大中华文库》出版的全体同志祝贺新年。

  主席访问美国耶鲁大学、总理访问西班牙塞万提斯大学时，都将《大中华文库》作为国礼馈赠对方，季老、任老和我们全体文库工作人员都感到特别欣慰。

  2007年3月，任先生建议《大中华文库》再增加一部《说文解字》。他说：“现在国外的留学生对中国的文字非常感兴趣，我们的《大中华文库》还没有这方面的选题。”

  任继愈先生一再对《大中华文库》工委会主任杨牧之说：“牧之，别的工作我不讲，《大中华文库》工作一定要坚持做完。”

  在两位大师的勉励下，在国家财政的支持下，在全国近20家出版社的通力配合下，汉英对照《大中华文库》迄今已经出版了75种。

  除了汉英对照的书籍外，《大中华文库》工委会还组织并且开展联合国通用的另外4种文字（法文、西班牙文、俄文、阿拉伯文）以及德文、日文、韩文和中文双语对照版的出版工作。目前已经出版汉韩对照文库书籍6种，另外，汉法对照、汉德对照、汉俄对照、汉西对照、汉阿对照、汉日对照书籍的翻译出版工作慢慢的开始，第一批选目10种，由外文出版社、中华书局、湖南人民出版社等十余家出版社承担出版任务，这些书籍目前正在紧张的编辑之中，预计在今年10月的法兰克福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将会展出部分成果。

  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更加有幸的是能把几代中国学者一直期盼而未能完成的宏伟心愿付诸实施。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版的出版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大中华文库》多语种版的出版工作起步，介绍中华文化的纯英文本的出版工作也即将启动，真可谓任重而道远。

  今天，两位尊敬的老人离开了我们，他们一生以自己对祖国历史的不倦思考、对民族的深沉热爱、对未来的无限期待，引导我们建设中国文化，我们肯定要尽最大努力，高质量地完成《大中华文库》的后期出版工作，不辜负季老、任老的期待，不辜负的厚望。